郭长倩官职析议

发布时间:2017-5-12 来源: 文登政府网 文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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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涛

  前文说过了,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后,宋王朝宗室南迁,成立南宋政权,山东等地为金统治。金朝时,文登出了26位进士,其中佼佼者首推郭长倩,其名声、职位和学问,为时人及后世所称道。《金史》有其传记。
  据《金史》记载:“郭长倩,字曼卿,文登人。仕至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
  按照《金史》的记载,郭长倩的官职是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而郭长倩在其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撰写的《重修梵云院碑记》中,自称“朝奉大夫行太常博士骑都尉汾阳郡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其于大定十二年(1172年)撰写的碑文《文登县新修县学记》中,自报的官职是“朝请大夫行太常丞骑都尉汾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这两则碑记中,除了有“朝奉大夫”与“朝请大夫”之别、“行太常博士”与“行太常丞”之别、“汾阳郡开国男”与“汾阳县开国男”之别外,其他职务一样,都没有提及“秘书少监”和“礼部郎中”职,可能此时他还没有升任此职吧?
  位于葛家镇圣经山紫金峰前的东华宫,有一古碑,上刻《东华宫全真社记》,撰刻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由于怀谨撰文,郭天锡书丹。于怀谨,文登人,自号“昆嵛逸民”,文词雅丽,隐于农桑;郭天锡,郭长倩之侄,自号“昆嵛无学子”,乡贡进士,隐居不仕,工书法,笔情豪迈,似苏轼、米芾。于怀谨和郭天锡均为金大定年间名士。《东华宫全真社记》碑文末尾,有“故中议大夫秘书少监侄昆嵛无学子郭天锡书丹”语,称郭长倩生前的职务为“中议大夫”“秘书少监”。另据光绪本《文登县志》记载:文登县西南20里郭家庄北原有郭长倩墓,“乱石纵横,碑碣无存。故老相传,金末元初,为盗所掘。”民国六年(1917年)重修郭长倩墓,文登解元于霖逢撰写碑文《重建金中议大夫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修起居注骑都尉汾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郭公神道表》,碑记所列郭长倩的职务中,也有“中议大夫”一职,另有“修起居注”职。
  据金朝《太古集》记载,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年),道教全真派七真人之一的郝大通在赵州桥下打坐修行,历经六个寒暑。“真定少尹郭长倩”携妻前往真定任职途经此地,“驻车拜礼”。这段记载,传递出一个信息:郭长倩曾任“真定少尹”。
  目前所刊行的书籍,对于郭长倩所任职务都没有异议,但对于郭长倩的官阶问题,一般认为其为正五品,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文登进士》和“百度百科”记为正二品,不知是如何定论的。
  下面我们就一一分析一下郭长倩的官职。
  郭长倩的所有官职中,最高职务是秘书少监。按照《金史·百官志》等史书的记载,秘书少监为辅佐秘书监掌管图书典籍之官,为正五品。
  礼部郎中,是礼部仅次于尚书、侍郎的高级官员,为从五品(明清时各部郎中为正五品)。
  修起居注,一种解释是修撰《起居注》,意为记录帝王的言行,为修史的重要依据;另一种解释是指中国古代的一种职官名,职责是记录帝王的言行(起居注)。汉时,帝王的《起居注》为宫廷内部自行编撰,未设专人专职负责;魏晋及南北朝时,多以著作郎(六品)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又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隋代设“起居舍人”(从六品),唐宋又设“起居郎”(从六品),与“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金代无专职,由他官兼任,多由秘书监、翰林官或谏官兼之;元代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初曾专设“起居注”官,后渐废;清代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入宫讲解经史者)兼充,称“日讲起居注官”。由此可见,郭长倩的“修起居注”一职,是为兼职,应该是他在担任秘书少监职时兼任的。
  朝奉大夫、朝请大夫、中议大夫,均为散官官阶名,朝奉大夫、朝请大夫为从五品,中议大夫为正五品。散官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与职事官(职官)相对应。在古代,朝廷有时对有功的文武官员于正式官职外另加“××大夫”“××郎”“××将军”“××校尉”等名号,以示尊崇。《金史·百官志》中无“朝奉大夫”散官官阶记载,类似的散官官阶有“从五品上曰朝请大夫,中曰朝散大夫,下曰朝列大夫”。查“百度百科”,“朝奉大夫”解释为“宋文散官名,正五品,文官第十一阶。元丰改制(1078年-1085年)后代行‘郎中’职。后定为第十九阶”。据此知北宋时有“朝奉大夫”散官名,但《重修梵云院碑记》撰刻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距北宋灭亡(1127年)已过近半个世纪,怎么还会出现北宋官名?而晚两年撰刻的《文登县新修县学记》碑文中又记有“朝请大夫”一职,是不是前碑刻在誊写、上石等环节中出现了失误,错将“朝请大夫”记为“朝奉大夫”?查阅相关资料得知,金朝前期确有“朝奉大夫”散官官阶。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范成大,在其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时所著《揽辔录》一书中,有一段记述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金朝官制的文字,其中有“朝请、朝散、朝奉、朝列”的记载。南宋史学家、文学家徐梦莘在编著《三朝北盟会编》时,收录了《揽辔录》的相关记载。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孙建权教授在《金朝前期确有“朝奉大夫”》(载《文物春秋》2014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金代官制并非一成不变,《金史·百官志》所录系金朝中后期的散官制度,而在金朝前期,大多袭用北宋官制,确曾使用过“朝奉大夫”的散官官阶。北京大学历史系李鸣飞博士在《金元散官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书中指出:《金史·百官志》所载的金朝散官品级,基本上是金章宗明昌(1190年-1196年)初年的制度,这一制度亦行用于金代后期。李鸣飞博士根据范成大的《揽辔录》还原了金朝前期的文散官官制,其中“从五品有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列大夫四阶”。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确定,金世宗大定十年,郭长倩的散官官阶确为“朝奉大夫”,大定十二年进阶“朝请大夫”,后又晋升为“中议大夫”。
  行太常博士、行太常丞,意思是代理太常寺博士、太常寺寺丞职务,博士为正七品、寺丞为正六品。太常寺是封建社会掌管宗庙礼仪的最高行政机关,与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统称“五寺”。
  骑都尉,勋位名(清朝时改为爵位名),从五品。勋位是古代朝廷授给有功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肇始于北周,最初用以奖励有功的战士,后来渐及朝官,也是有品级而无实职。
  汾阳县(郡)开国男,指的是爵位,县男,从五品。爵位又称封爵、世爵,是古代皇族、贵族和有功官员的封号,用以表示身份等级与权利的高低。金代爵位分王、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伯、县子、县男,国公以下均加“开国”字样,如××郡开国侯、××县开国男。
  食邑三百户,通俗讲就是三百户人家的税收算做你的俸禄,是虚封,有“县男三百户”一说。
  赐紫金鱼袋,一种官阶身份的象征。封建社会,帝王百官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佩带什么饰物都有一定的规定,作为区别身份等级的标志,称之“章服制度”。自唐时起,规定三品(北宋元丰元年以后改为四品)及以上官员穿紫袍,佩金鱼袋;五品及以上穿绯(大红)袍,佩银鱼袋;六品及以下穿绿袍,无鱼袋。这种服色制度,延续至清代才完全废除,只在帽顶及补服上分别出品级。对于那些本身品级不够“穿紫袍、佩金鱼袋”资格的官员,有时皇帝会赐给“紫金鱼袋”,就是说给他这个资格,能穿紫袍、佩金鱼袋了,这当然是一种恩宠。比如,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在编纂的《资治通鉴》中就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侯、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由此可见,郭长倩的官职不会高于正五品,本应“穿绯衣佩银鱼袋”,但其资深功高,受皇帝恩宠,特“赐紫金鱼袋”。
  少尹,金朝地方行政机构分路、府、州、县四级,府设府尹、同知、少尹等官。少尹,正五品。郭长倩赴真定路过赵州拜见郝大通时,其职务是“真定府少尹”,“百度百科”记为“真定县少尹”,有误。金朝时,府有“少尹”职,而县无。是时,真定府辖真定县等8县3镇,府治位于真定县县城。综合各种资料得知,金世宗大定十二年,郭长倩任职于京都太常寺,职务是代理寺丞,正六品,但其散官官职为从五品的朝请大夫,故其官阶为从五品。大定十五年前后,郭长倩升任为正五品的真定府少尹。
  因此,按照以上的分析,郭长倩的确切身份应该是:职务,秘书少监兼礼部郎中,兼任“修起居注”职,曾担任过真定府少尹,代理过太常寺博士和寺丞职务;散官官阶,初为朝奉大夫,进阶朝请大夫,后晋升为中议大夫;勋位为骑都尉;爵位为县男;俸禄为食邑三百户(虚封);最高官阶为正五品,而非正二品。

 

 

责任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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