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强:清代文登文化趣闻

发布时间:2017-5-18 来源: 文登政府网 文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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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品高官一郎中
  清代奇闻异事很多,一个五品郎中竟摇身一变成了一位一品高官。这是事实,而不是天方夜谭,这个人就是文登进士——于涟。
  于涟,字清漪,号桐江,文登大水泊村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受文化熏陶,聪明伶俐。年十九参加顺治五年(1648)乡试中举。顺治十二年(1655),文登举人赴京参加会试,三场过后,文登一榜中七名贡士。殿试后发榜,共取进士350人。于涟列二甲第五十三名,刘欣列二甲第七十一名,刘煇列二甲第七十二名,于可讬列三甲第四十五名,李曰桂列三甲第八十五名,于鹏翰列三甲第九十七名,丛大为列三甲第一百零六名。文登县一榜中七名进士,轰动京师朝野,主考官、副主考官等,均为之惊叹不已。发榜后,文登七进士披红挂花,拜访主考、副考、同考等,又一起参加皇帝举行的最高等级的宴会——琼林宴。所到之处,均传颂文登一榜七进士。于涟中进士后,经吏部考核授云南楚雄府推官。楚雄府系新开辟之地,多有疑难案件,于涟到任后必勤必慎,郡无冤民,民皆感其恩德。巡抚赏其才,留之省城,会狱讼之难明者,悉委于涟审理。
  看过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的人也许记得有这样一幕,清朝开国初时,三藩已尾大不掉,尤其坐镇西南的吴三桂更是图谋不轨。时有潮州知府朱国治上奏参劾吴三桂,结果差一点就被吴三桂给斩杀了,幸有其子吴应熊劝阻,吴三桂才止住了斩杀之念,放了朱国治。这事并非虚构,但与影视情节不同的是,状告吴三桂的不是潮州知府,而是云南巡抚;状告人姓高,而不姓朱;劝止吴三桂斩杀之念的不是其子吴应熊,而是文登籍进士、时任云南推官的于涟。
  事情是这样的。其时吴三桂为平西王,专横跋扈于万里之外,抚军(云南巡抚)高某违其意,吴三桂特上疏弹劾其过失,欲置高某于极刑。于涟见状冒死叩见吴三桂,从容言道:“巡抚乃封疆大吏,违反王意即遭受刑法,公将置自身于何地?”吴三桂仔细思忖后,认为于推官言之有理,遂罢,巡抚高某终得保全。
  康熙十三年(1674),闽藩耿精忠反叛倡乱,“蔓延浙西,金华、衢州间无宁土。”叛军集数十万攻义乌,义乌无城墙且无兵,“百姓纷纷逃散”。“时浙闽总督李之芳驻兵仙霞岭,于涟遂率数骑赶赴大营请兵恢复。”李之芳拨兵马三千。于涟亲自指挥三千兵马,剿抚兼用,不数日,便收复义乌故境。但义乌邻县顽寇未清,亲王正议如何剿除,于涟遂请以身保,“单骑冒险,深入峻岭,宣谕朝廷至意”,施之以威,动之以情,“乌合之众,皆倒戈归命。”但丰功伟绩,皆被旗官所冒,致使于涟被压抑而不得彰显。到义乌任县令三年,义乌缙绅百姓在境内为其建生祠三所,供奉于涟的长生牌位,以表达黎民百姓对他的崇敬和祝福。
  康熙十四年(1675),于涟的事迹被皇帝得知,康熙帝深感有亏于于涟,遂予追抚,赐蟒服,并“以前军功蒙优奖,加十一级,晋阶一品,特赠四代正一品封典,升本部员外郎,转郎中。”
  皇帝为封赠四代正一品举行仪式,京都名流元老各有歌颂诗词,尤侗老人有“贺于吏部四世荣封一品序”,记其事,载于《西堂杂俎》集。

  “经学无双”一举人
  清代是我国经学考证的兴盛期,其中不乏一些经学考证大家名垂于我国经学考证的青史之上,然而享有清代“经学无双”之誉的却不是什么状元、榜眼,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书香名家,而是区区一个举子,一个县令,它就是文登举人——毕享。
  毕亨系清代大经学家、思想家戴震的五位弟子之一,亦系“戴氏三高徒”之一,为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对继承和发扬戴氏学说,对我国的经学考证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人称其为“经学无双”。毕亨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孙子叙录》一篇经注久享盛誉,至今仍是研究《孙子兵法》不可不读的经学考注。
  毕亨(1757—1836),原名毕以珣,四十五岁后改名以田,年近六十又改名亨,字东美,号恬溪,文登城关人。年十五,即随当时著名经学大师戴震游学。戴震,一生共收有五位得意门生:一为王念孙,字怀祖,乾隆进士,通声音、文字、训诂之学;二为段玉裁,字若膺,乾隆举人,具传其小学;三为任大椿,字幼植,乾隆进士,通经义,传其典章制度;四为孔广森,字众仲,乾隆进士,传其数学;五即毕以珣,为其晚年所收关门弟子,与王念孙、段玉裁并称为“戴氏三高徒”。
  毕亨学成归里后,愈加勤奋,无时不探究经术学问,年未三十,以国子生主东郡启文书院。虽年纪轻轻,然所讲经学以其精深学识,引经据典,旁证博引,言之确确,“郡中缙绅无敢以年职陵诮者”。后为求取功名以进身,多次踏省门,然不得志于有司,终不一第。于是改名“以田”,除教书外,专志著述,每有所得必记而述之。其音韵之学,训诂正义,所论独到精辟,为时所重。嘉庆丁卯,尚书姚文田、宫赞朱珔典试山东,以田是年中举,曾被二公称为“当代经生”。
  毕亨虽中举人,名列孝廉,然官运不济,仍区区不出尘,只得继续教书度日,舌耕自给。他于教授生徒之暇,注意结交海内名士,曾与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成瓘,乾隆进士、体仁阁大学士阮元等结为文字交,尤与孙星衍最为相契。星衍在海内享有盛誉,著述颇丰,“然每有所疑,必质之先生。”
  道光丙戌,毕亨以大挑一等分发江西安义县任知县,时年已七十岁。
  毕亨治学以戴震为宗,博通群经,“精汉人训诂之学,尤长于《书》。星衍撰《尚书今古文注疏》,多采亨说,每称以为‘经学无双’。”毕亨的经学成就首先表现在《古文尚书》考证方面。他的文章以大量的证据,独到的见解,解决了长期以来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如他的《汤居亳考》,认为商代盘庚迁都的地点应在姑熟南亳;《说迪篇》认为《尚书》中“迪”字有十种含义;其《辩史记》认为司马迁所记非大禹治水遗迹等,“皆极博辩”。著名经学家孙星衍喜藏古书,遇有疑难,必向毕亨求教。星衍尝恶东晋梅赜伪造《古文尚书》,混淆视听,欲清除流弊,特撰《尚书古今文注疏》三十九卷,然书中观点“多采享说”。
  毕亨对《周易》的研究也造诣精深,对戴学多有发挥。孙星衍撰《周易集解》十卷,“左右采获,亨力居多”。《山东通志·艺文》称:“阳湖孙先生《易》《书》二经,疏义精当处,多本亨说。”其“所纂丛书,凡先生所已改,悉仍之,不易一字”,每称以为“经学无双”。《尚书古今文注疏》和《周易集解》是孙星衍的代表作,久为士林推重。然二书虽为孙氏所著,却包含了毕亨的大量学术成果。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在《九水山房文存·序》中说:“《易》《书》二经疏义精当处,多本先生说。”如再版,书“毕亨校审”或与毕亨合著,亦无不可。
  毕亨一生精研古今音韵之学,成就虽不及他师兄王念孙、段玉裁等,但往往独有心得,只因财力不济,著述多未付梓。未迁时,其著述又多有手抄本流传,因此研究成果多为别人攫取,如在音韵学方面,王念孙采用十二条,段玉裁采用十七条,另一位大音韵学家、曲阜桂馥在他的力作《说文解字义证》中竟引亨说达一百一十条之多。由此可见,毕亨不但精于《尚书》《周易》,而且在古今音韵学方面也是颇有建树的大家。新《登州志》载:“毕亨聪颖特达,古学最深,能穷声音训诂之理,尤邃于《尚书》。”这是十分中肯而有所本的。
  我国文学瑰宝中的《孙子兵法》,为历代兵家及学者所推崇,并深入研讨。《孙子十家注》可谓兵家及学者研究《孙子兵法》之精华。其中,位居首家首篇者,即为毕亨的《孙子叙录》。《孙子叙录》系将散见于历史典籍及各种史料中的《孙子》兵家片言只语汇为一体之集大成者,共援引条目近六十条,逐条考其真伪,存其精华,纠其谬误;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精心拟定按语四十八处,对《十家注》中的纰缪和刊印流传的错讹之处逐一指出,严加校正。《孙子叙录》总计不足一万三千字,却囊括了毕亨在《孙子兵法》方面的研究精华,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理清了《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与十三篇之间的关系。(2)校勘了今本《孙子兵法》的一些传抄刊印之误。(3)澄清了后世有关《孙子》的一些伪托之作和伪托之语。(4)考证了孙武与孙膑其人及世系关系。毕亨的《孙子叙录》确系一部极有影响的著述,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孙星衍辑历代《孙子兵法注疏》编成《孙子十家注》十三卷,特将毕亨《孙子叙录》刊于卷首,称亨见解“远出九家甚多”。毕亨除在经学、孙子兵法等研究方面有着杰出成就外,同时对典章制度、地名考证等也有精辟见解,可惜多不传世,仅有部分散见于他书及地方志中。
  毕亨一生大半客居外地,舌耕为多,虽学问精湛纯正,著述颇丰,但其传世著作却很少。目前他的著作知者仅有《九水山房文存》《古文尚书经传释疑》《孙子叙录》《新刻十三经注疏叙录》《东昌府志》等数种。《九水山房文存》两卷,共录入考证经史之文二十二篇,聊城杨以增作序刊行;嘉庆举人、著名学者、书法家、泾县包世臣作《后序》,《后序》中称:“篇不过三十,文不过三万,而考核精审,词意渊茂。”今北京、天津、山东图书馆均有收藏。《古文尚书经传释疑》一册。阮元读此书后,在他的《小沧浪笔谈》中写道:“《尚书》训诂自孔(安国)郑(玄)以来,独多谬误。文登毕恬溪能以精锐聪明解释之,精确无穿凿之病,古人复起当首肯。”
  毕亨一生,历尽坎坷,晚年方以知县见用,实为一生不得志者。但亨治学严谨,考证精审,成就突出,贡献良多,实为我国经学考证史上一位杰出的大师级人物。

  七品知县四品衔
  清朝时期,长白山作为满清贵族的发祥地被清廷严加封禁,致使这块广袤的宝地长期荒无人烟,得不到开发。道光年间,诨号为“韩边外”(此诨号后亦为韩氏家族及其势力范围的称谓)的山东文登籍人士韩宪宗来到山中,聚众淘金垦荒,建立武装,雄居一方。内忧外患下的满清政府无奈其何,被迫首开禁令,“抚而用之”。由此,“韩边外”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东达延吉,西及伊通,南界奉省,北抵省垣(吉林)”,从而使荒茫苍凉的长白山得到大规模的开发:“变荒山幽谷为人烟稠密、弦管笙歌的繁华集镇,化野岭荒滩为阡陌相连、菽谷飘香的沃土。”光绪年后,日、俄垂涎我东北,先后大举进犯。“韩边外”第二代首领韩登举率“韩边外”人民奋起抗击,屡败日、俄,并为中国“间岛”谈判的胜利,收复延吉千里疆土主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韩边外”虽被招抚,却并不安分,暗地里依然聚众采金。为了有效控制“韩边外”,清廷遂在“韩边外”势力范围内设立了一个县级府衙,即“桦甸县”。因“韩边外”被封为四品游击,所以所在县令也不能低于这衔,若低于这个衔,就没法节制了,清廷于是就封当时的桦甸县令为四品县令。

 

 

责任编辑: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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