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东巡]
[郑玄来文登长学山讲学]
[文登设县]
[“全真派"道教在昆嵛山创立]
[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
 
·秦始皇东巡
　　秦统一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将战国时各国宽狭不同之车轨，统一规定为宽6尺，并以京城咸阳为中心，在全国修筑驰道。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这为秦始皇巡游提供了条件。
　　全国驰道修好后，秦始皇开始巡视，他第一次东巡成山的目的有二。其一是：齐国是战国七雄之一，最后被灭，秦始皇初并天下，对齐国存有戒心，故效仿尧舜巡视民间，“以示强威，服海内”，宣示自己。“功过三皇，德及五帝”。为炫耀秦朝的强盛和皇帝的尊严，秦始皇以六百黄门郎中，六千虎贲，六万精锐秦兵作护卫，以震齐国的余孽。其二是：成山头是黎国的东方极地，当时称“秦东门”。《史记》载，齐国有八神，最东面的是七神日主，祠成山。信奉天命的秦始皇在泰山封禅祭天拜地后，又要巡游东极，拜日神。
　　始皇东巡，在民间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传说一日，秦始皇到达昆嵛山前。山脚下住着黄氏兄弟一家，此时兄弟俩将写了字的树皮和树叶搬出屋来，放在龙石上晾晒。恰逢始皇东巡大队人马至此，兄弟二人惧怕官兵，搬起树皮树叶跑。秦始皇见此处山峰峥嵘，云雾缭绕，古木参天，如同仙境，便下辇步行，见屋内无人，但衣服粮食犹在，立即下令查找。黄
始皇东巡
氏兄弟被找到后，卿士李斯问他俩何故只抱树皮树叶而逃，不带衣服和粮食？黄氏兄弟答日：衣服没了可以织出来，粮食没了可以种出来，写上诗文的树皮树叶若丢失可就找不回来了。李斯前去一看，树皮树叶上果然写有密密麻麻的诗文。便又问为何要把树皮树叶摆在石头上?黄氏兄弟解释说，写了字的树皮树叶怕潮湿，只有放在龙石上晒干才能长久保持。秦始皇弄清事情的缘由后，连声称赞：好字，好诗文，以后你们兄弟就在这里晒字研习学问吧。从此，受到皇封的黄氏人家就在此过上了耕读闲赋的生活。这块地方一直称为“龙石晒字”，后来的村镇，叫“晒字”村、“晒字”镇。
　　秦始皇又向东进。一日，来到一座秀丽的小山上，见山下百姓安居乐业，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极为高兴，遂召地方官员和文人来此一见。始皇征询对“书同文”的看法，众人极力歌功颂德， 秦始皇非常高兴。从此“文山召士”、“文人登山”这段佳话，长久地流传下来。后人取文人登山之意，将此山命名为文登山。北齐天统四年设县时，取名文登县。文登山位于现文登城东一华里，过去建有秦庙和召文台。明正德年间，秦庙毁于雷火。
·郑玄来文登长学山讲学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建安三年，献帝征召郑玄为大司农，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公元167—184年，郑玄隐身干文登米山长学山，耕读授徒， 对促进胶东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了十二三岁，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郑玄16岁时，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
　　在18岁那年，郑玄充任乡啬夫之职。乡啬夫是乡一级地方小吏，掌管诉讼和税收等事。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郑玄勤勤恳恳，十分认真，甚得乡里的好评，不久便晋升为乡佐，大约相当于副乡长的职位。虽然上司器重，乡亲拥护，但郑玄却不安于乡吏的上作，而一心向往研究学术。因此，他在做乡吏的同时，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刻苦学习。到2l岁时，已经博览群书，具有了深厚的经学功底，兼精算术，成了一位满腹才学的年轻学者了。
　　当时有一位名士叫杜密，和反对宦官的“天下名士”李膺齐名，并称为“李杜”。杜密升任北海相，到高密县巡视时见到郑玄，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把他升调到郡里为吏录。到了北海郡不久，郑玄又辞去吏职，入太学受业。此后10年左右，皆为郑玄折节求学的时代。他先从师第五元先，后又跟东郡张恭祖学习了《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书，其中除《礼记》和《韩诗》外，均为古文经学的重要典籍。
　　到了而立之年后，郑玄已经成了一名有着较深造诣的经学家。他的学问在山东(指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已经是首屈一指、无出其右者。
　　郑玄虽然已经学富五车，但他自己却毫不满足，越学反越觉得知识不够用。当他感到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学者已经无人再可请教，便通过友人卢植的关系，千里迢迢西入关中，拜扶风马融为师，以求进一步深造。这一年，郑玄33岁。马融是扶风茂陵(今属陕西兴平)人，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马融门下学习了7年，因父母年迈需要归养，告辞马融回山东故里。马融深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意思是说，由他承传的儒家学术思想，一定会由郑玄的传播而在关东发扬光大。
郑玄像
　　从马融那里学成回乡后，郑玄已经40多岁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精通今古文经学的大师了，于是远近有数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门下，听他讲学。
　　本来，像郑玄这样学问好名声大的经师，是会被推荐或征召入朝为官的，他本人也未尝没有这样的打算。但谁知此时，却发生了“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是东汉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宦官、外戚两派长期斗争的产物。外戚当权，即杀戮和罢免一大批宦官，而提拔重用他们的同党；反之，宦官掌权，则大杀外戚，罢免和压制外党。桓帝时，一批正直的士家豪族和“名士”出身的封建官僚，联合3万多大学生，一起反对宦官集团。宦官则控制了桓帝，捏造罪：进行反击，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陈实、杜密等200余人，并对逃亡者悬赏追捕。这就是发生于延熹九年(166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来，由于外戚集团的支持，桓帝下令开赦李膺等200人。不久，外戚与党人联合起来计议诛杀宦官，泄秘后反被宦官先发制人，将李膺、杜密等200余人一并下
文登县志上关于康成讲堂的记载

狱处死。之后，又在全国各地陆续逮捕“党人”。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下诏各州郡查究党人，凡“党人”及其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现居官位者，一概免职禁锢，这就是所谓第二次“党锢之祸”。所谓“党锢”，就是视为党人的，绝其仕进之路，永远不许为官。郑玄曾为杜密故吏，又曾受杜密的赏识与提携，所以也被视为党人，与同郡孙嵩等40余人俱被禁锢。　　郑玄被禁锢后，杜门不出，隐修经业，集中全部精力遍注群经。《后汉书》载：“玄自游学十馀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关于“客耕东莱”的具体地点，本传语焉不详。180()多年来，共有三种说法。一说在掖县。《高密县志?人物》：“郑玄……168年回原籍，家贫无依，即转去东莱(原注：今掖县)，一面种田，一面讲学”。这里所说的“今掖县”，未列出任何根据。编者可能以为东莱郡的驻所在“今掖县”，故作此注。实际上东汉的“东莱”迁治于黄县。再说“客耕东莱”，不能说就是客耕东莱郡驻地。不论是今莱州(掖县)，还是今龙口市(黄县)，迄今都没有发现郑玄“客耕”于此的记载或传说。二说在不其山或崂山。此说最早见之于晋人伏琛《三齐略论》：“郑司农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乱，乃遣生徒，崔琰、王经诸贤于此挥泪而散”。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莱州即墨县》亦有康成“领徒于崂山”的记载。经考证，郑玄在崂山、不其授业和师徒离散，都与避黄巾起义军有关，与20年前因党锢之祸而客耕东莱不是一回事。三说在不夜城南山。晋人晏谟《齐论》：“汉郑康成居不夜城南山中教授，遭黄巾乱，与弟子崔琰、王经挥泪而散”。西汉的东莱郡设“不夜县”，时文登北部属于不夜，南部属昌阳；东汉撤不夜县，入昌阳县。晏谟沿用古称是可能的，但“黄巾乱”发生在公元184年，与郑玄“客耕东莱”不搭界。但是“不夜城”之西南百里、今文城西30里有山日“长学”，却因郑玄长期在此耕读讲学而得名。
郑玄在长学山讲学留下了许多历史证据。长学山阳有元代“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兼领东征汉军招讨使司事刁通墓”，墓前有云：“故老相传，长学山乃先儒郑司农讲学之所。西接昆嵛，东依昌水，南揖沧海，北据甘泉，蔚然而雄秀，宜笃生英杰之士”。此碑之东一里，有明崇祯六年(1633年)“圣皇庙”碑：“山名长学，先农郑司农讲学处也”。现在能见到的明代《文登县志稿》，收在明嘉靖二十七年成书的《宁海州志》中，该志载：“长学书院在县西五十里(应为三十里)，相传为郑司农教书之处”。
郑玄客耕东莱的往事在文登传承了千百年。“明清时，凡有品学为地方推重者，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至清末，文登乡贤祠共祀郑玄等26位。一位逝去的高密人，为什么他的木主一直居文登乡贤祠首位?因为他寓居文登长学山近20年，授徒著书，他的高风亮节和渊博学识，在文登产生了深远影响，开“文登学”之先河。至于长学山山前的长山村，村民至今传说着郑玄在此教书的故事，有的村民代代在房前屋后栽植“康成书带草”。
黄巾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东汉王朝为了平息地主阶级内部的纷争，乃大赦党人，58岁的郑玄，这时才获得自由。朝廷当政者对郑玄的大名早有所闻，于是争相聘请他入朝担任要职。但郑玄求名不求官，不愿涉足仕途，一心一意著书讲学。
献帝建安三年，献帝征召郑玄为大司农，这是位列九卿的高官，给一乘安车，所过郡县长吏送迎。郑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车至许昌，但马上又借口有病，请求告老还乡。他虽然并未到任就职，但已经拜受此命，故世人称他为郑司农。
献帝建安五年，郑玄已经74岁。这一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会战。袁绍为壮声威，让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同年六月病逝于此。病重和临危之时，还在注释《周易》。
文登县志
·文登设县
　　据历史文献记载，北齐天统四年(568年)，划牟平县、观阳县各一部设文登县，因县治东侧有文登山而名文登县，设县迄今已1438年。另一说为北齐天保七年(556)年设县，则距今已1450年。1400多年来，文登从未撤销，治所从未改变，这在山东是罕见的，在胶东是唯一的。
　　关于文登设县的最早记载见于《隋书·地理志》。该书于“文登”下注道：“后齐置。有石桥(指成山头伸进海中的“石桥”)、文登山、斥(赤)山、芝罘山”。由此可知文登初建时幅员之大，福山以东至成山头、石岛，皆为其管辖，与秦代在此所设的县相当。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高齐后帝分牟平县置文登县”。后帝，即北(后)齐武成帝高湛之子高纬，称“后主”、“后帝”。后帝第一个年号就是“天统”。北宋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记载：“高齐天保七年，废东牟郡，自今昌阳县东五十三里长广故城，移长广郡，理中郎城”。又说：“高齐后主天统四年，分牟平，置文登，属长广郡”。可
文登召文台公园
见，天保七年废东牟郡时，当时并未设置文登县。金大定年间任宫廷秘书长监、文登人郭长倩在其所撰写的《文登县学记》谓：“至高齐天统间，析牟平置文登县，以山为名。考诸传记，县东二里有山，故老相传，秦始皇东巡，召集文人登之，因号为文登山，后，遂为县名”。郭长倩是为皇帝记录《起居注》的，又熟知故乡典故，他的这些话，当不为虚。
　　文登于北齐天统四年设县较为确切。
　　据清代徐文范考证，北齐境内共有128州、289郡、492县，文登属光州长广郡。公元577年，北周建德六年北齐灭亡，文登改属北周。时北周有215州、552郡、1056县。公元618年，李渊逼迫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当年，隋文登守将淳于难降唐，唐朝在文登设登州，亦称文登郡，淳于难为刺使。此时文登县隶属于河南道登州。当时唐朝共划分为10道，设358州、41都督府、1551县。武德六年(623年)，文登一分为二，设清阳、廓定二县。贞观元年(627年)，登州撤治，清阳、廓定二县
合并为文登县，隶属于莱州。如意元年(692年)，在牟平设登州；神龙三年(707年)，登州移至蓬莱，文登县均为其属。唐麟德二年(665年)，分文登县一部设牟平县，文登县所辖止于昆嵛山以东至海。这一局面保持了1000余年。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中原相继建立梁、唐、晋、汉、周各朝，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也称“五代”，共8姓14王54年，文登均为其属下的登州管辖。与此同时，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前蜀、后蜀、吴、南唐、闽、楚、南汉、荆南(南平)、吴越、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国”。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乱发动兵变称帝，建立宋朝。文登属京东东路登州。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全国分24路、18府、252州、49军、3监、1285县。公元1127年，金人掳去徽钦二宗，北宋亡；同年十二月，金兵攻占山东，文登属金朝山东东路宁海州。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文登初属益都路宁海州；至元九年(1272年)，直属于都省山东宁海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立小明王韩林儿为帝，国号宋，大将毛贵攻占莱州，占据山东3年，文登县为其属。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洪武九年(1376年)，升登州为登州府，文登属于登州府宁海州。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县北境设威海卫，东北境设成山卫，县南境设靖海卫。三卫均由山东都司管辖。明时全国设165府、247州、135卫、16l所、2镇、1119县、46土司。公元1644年，李白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建立清朝，文登属于山东省登莱青道登州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分文登东境设荣成县。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1914年，文登县属于山东省胶东道。1925年，改属东海道。1928年直属山东省。1934年，属山东省鲁东区。1940年6月，中共领导的文登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属胶东区。1942年初，为抗日需要，分文登西部、牟平东部设文西县，文登(东)、文西两县均属于山东省胶东行政区东海专区。1945年，改文西县为昆嵛县。
　　1950年6月，胶东行政区撤销，东海专区改为文登专区(均驻文城)，昆嵛、文登二县属于山东省文登专区。1956年3月，文、昆二县合并仍称文登县。与此同时，文登专区并入莱阳专区，文登县为其管辖。1958年11月，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1967年2月又改为烟台地区，文登县均为其属。1983年11月，文登县属烟台市管辖。1987年6月，地级威海市成立，文登县为其属。
·“全真派"道教在昆嵛山创立
　　昆嵛山自古便有“海上仙山之祖”的美誉。神话传说中海上仙山蓬莱、瀛州、方丈便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金大定年间，陕西道士王重阳来到昆嵛山，在此创建了道教全真派。
王重阳(1112一1170)，陕西成阳大魏村人，家业丰厚，聪颖豁达，曾于京兆府学进修士业，文武两长。但因陕西当时沦于金人统治之下，于是他愤世嫉俗，整日癫狂，饮酒泄愤。49岁，他在南时村自凿一墓，独自穴居其中达两年之久，名之为“活死人墓”，以求离绝尘世，修炼成道。此后长期在成阳终南山一带参真布道，然而由于缺乏理想的继承人和追随者，他那创教立派的宏愿未能得以实现。他在怅惘迷茫之际，得高人指点，得知胶东昆嵛山一带兴儒崇道，人才辈出，是创教立派的好地方，于是欣然前往。
　　金大定七年(1167年)4月26日，他告别家人和乡亲，经过近3个月的长途跋涉，于7月18日到达昆嵛山，开始了传教布道活动。先后收马丹阳、邱处机、刘处玄、谭处端、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女)为徒，称“海上七真人”。
　　王重阳教化的第一人，并收作传道大弟子的是马丹阳。马丹阳，训名珏，号丹阳子，其家巨富。王重阳来到昆嵛山后，以其高深的学问赢得了马丹阳的景仰。凭借马丹阳的宣扬，王重阳成为名闻遐迩的真人仙师，前来求师问道者比肩接踵。王重阳见创教立派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嘱马丹阳在其家南园修建“全真堂”居之，所收弟子统称“全真弟子”，全真教的旗号从此树了起来。金大定八年正月初十，马丹阳下定决心弃家入道，是为重阳之“上旱”，列七真之首。
　　金大定七年九月，栖霞人邱处机，来昆嵛山拜王重阳为师。重阳见而爱之，与语终夕，玄机契合，处机称师拜服，号长春子。
　 　金大定七年冬，在重阳锁庵教化丹阳期间，谭处端扶杖拜谒。处端家世居宁海，为人慷慨，孝义传家，识度不凡。他在拜谒重阳之前，一次因外出赴宴大醉而睡在归家的路上，因风雪侵袭患了麻痹症，从此双腿行动困难，只能靠双拐支撑着走路。针灸、服药甚多，久治不效。听说重阳有奇功异术，即抱病拜谒，求疗疾之方。重阳闭户不见，处端坚守至晚，不绝地轻轻叩门。重阳以其诚而纳见之。是夜2人同榻而卧，倾谈至明，晨起，处端双腿已愈，步履一如既往，于是叹服，称重阳为“神人”，毅然弃家入道，号长真子。
全真七子
　　金大定八年二月八日，王玉阳自牛仙山来全真庵请求人道。王玉阳家居宁海之东牟(今乳山冯家一带)，时年27岁。拜重阳为师后，号玉阳子，与邱处机、谭处端、马丹阳结为莫逆之交，每日相与探讨修真法诀。
　　大定八年二月底，重阳率马丹阳、谭处端、邱处机、王玉阳4真人入昆嵛山，在西北隅开烟霞洞而居之。邑人闻之，不召而来，共襄善举，或平基运土，或叠石架木，无不争先力作。如此未及两月，工程告竣，其宽广倍于全真堂，岿然神仙洞府也，王重阳题额“烟霞洞”。不久，郝大通来洞中出家，拜重阳为师。在此师徒们搬柴运水做饭，砌石搭木围庵。整日讲道谈玄，教示善众。
　　在烟霞洞修炼期间，王重阳不仅确立了全真教的思想体系，而且还确立了全真教规——“立教十五论”：住庵，云游，学书，医道，益造，道伴，打坐，降心，炼性，匹配五气，混合性命，圣道，超三界，养身，离世。
　　是年八月，王重阳率众弟子走下昆嵛山，在整个胶东展开了兴教立派活动。王重阳携马丹阳、邱处机、谭处端、王玉阳、郝大通迁居文登城北姜氏庵布道。时邑中善信，纷来瞻仰，前后踵至，接无暇处。重阳随即在此创立了“三教七宝会”，为众祈福。
摩崖石刻《太上老子道德经》
　　第二年，王重阳率马丹阳、谭处端、邱处机、郝大通诸徒由文登迁居宁海州“金莲堂”。不久，孙不二弃家来“金莲堂”入道，成为王重阳第六个弟子。孙不二，亦称“孙仙姑”，马丹阳夫人。
　　后王重阳携邱处机、谭处端、马丹阳西行至蓬莱，刘处玄迎拜人道，号长生子。至此，王重阳7位弟子全部收齐。
　　王重阳东行昆嵛山，收取了“海上七真人”，创建了中国道教全真派，实现了他“三教归一”的宏图大志。他所收的“全真七子”，像种子一样撒遍北方各地，使全真教在北方风靡一时，成为道教的一支重要流派，与天道教称雄南北。道教尊奉我国伟大哲学家老子为道祖，奉玉皇大帝为最高神位，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提倡“重人贵生”、“行善抑恶”、“长生久视”的道德理念，追求自然和谐的生存环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真教主张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真俱全，故为“全真”。全真教以道教教义为主，杂糅儒、释，认为三教殊途同归，主张三教合一，这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
　　王玉阳先居文城天宝宫，金大定九年春，独居荣成铁槎山云光洞，苦行苦修，常常赤足行走于危岩之上，四方善信齐呼其为铁脚仙人。自此，王玉阳声望日隆，前来问卜乞福和求道拜师者络绎不绝。9年之后，王玉阳下山西行，开始传真布道。他先后在胶东、鲁中、鲁西北云游，还到过江西、陕西、山西、北京等地。40年中，度化了无以数计的善男信女。后来，王玉阳来到文登圣水玉虚观，在此创立全真教“嵛山派”，收弟子300余人。金大定二十七年，金世宗聘他至中都(今北京)，召见于内殿，赐道经一藏，驿送圣水庵。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王玉阳又应召进京，皇家授牒赐名圣水庵为“玉虚观”。白此，教门大开，广招门徒，度道士数千人，“门人居天下者三之二”，玉虚观成为北方三大道观之一。
　　马丹阳于金大定九年秋从师西行，王重阳去世后，他挑起了弘扬全真教的重担，在陕西终南山长达13年的掌教期间内，广收教徒道友，全真教在关陇地带很快繁荣昌盛起来。
邱处机创“龙门派”。金大定十四年，邱处机隐居宝鸡西南潜修7年，又迁陇州龙门潜修6年。1188年2月，应金世宗之邀至中都(今北京)主持全真堂。1208年后，邱处机两访崂山，足迹遍及青州、登州、莱州等地，扩大了全真教的影响。金兴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在西征途中遣使诏请邱处机。邱处机带弟子18人历时3年，历经千难万险，行程l万余里，于1222年4月到达今阿富汗八鲁湾会见了成吉思汗。尔后在成吉思汗身边1年有余，2人经常讨论一些治国、养生方面的问题。邱处机劝他：“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1224年农历二月初七，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的邱处机入住北京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成吉思汗命他掌管天下道门，爵“大宗师”。至此，邱处机成为“诸真之领袖”，亦被誉为全真教的祖师。
　　邱处机被皇封为掌管天下道门的“大宗师”后，全真教成为了国教，很快发展成为可与东汉张道陵所创天师道相比肩的道教派别。作为全真派发祥地的昆嵛山，随之成为名震朝野的“仙山圣地”，帝王将相纷纷降旨立碑，敕封叩拜。
　　其后，道教继续在威海地区延续发展。
中共胶东特委议事场景
·中共胶东特委成立
　　中共一大后，山东各地党团组织相继建立。从1929年起，胶东地区有了党的活动。1933年，中共胶东特委建立，胶东地区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1930年5月，荣成成山卫人孙继周，在烟台入党。同年6月，中共烟台市委派他回荣成建立党组织，1931年9月，成立中共荣成特支，孙继周任书记。1930年，荣成黄山村人宋澄，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7月，宋澄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派遣，回到文登开展党的活动。1931年12月，在文登建立了党小组，宋澄任组长。1932年2月，宋澄赴北平工作，中共山东省委派于五亭由济南来文登开展党的工作。1932年4月，中共文登特别支部成立，江先政、于云亭先后任书记。1932年9月，中共文登乡师支部成立，谷牧(刘家语)任书记。1932年春，中共荣成特支党员丛烈光介绍威海公立中学汤福山、刘德顺入党。1932年4月。建立了威海中学党小组，汤福山任组长。1932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王心一、鲁自嘉到牟海边区(现乳山)开展党的活动，成立中共牟海特支，王心一任书记。
中共胶东特委临时会议旧址
　　1933年1月，中共莱阳县委书记、海阳特支书记张静源(山东博兴人，1928年入党)赴济南向省委汇报工作，山东临时省委指示他待时机成熟建立中共胶东特委。1933年2月，张静源来到牟海边区，首先与海阳的宋竹亭、牟平的刘经三接上关系。1933年3月，胶东特委在牟海边区刘伶庄(现乳山冯家镇)建立，张静源任书记，刘经三、刘松山(于寿康)等任委员。特委辖莱阳、牟平、海阳、招远、文登、荣成、栖霞、蓬莱、黄县、福山等县常组织。从此，胶东地区有了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在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各县党组织发展较快。为了便于联络又能隐蔽地开展工作，胶东特委在霄龙寺鸡鸭公司(现乳山白沙滩镇)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党组织活动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933年8月，霄龙寺鸡鸭公司被抄，党的秘密联络机关被破坏。
　　胶东特委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因急于扩大党的组织，忽视了对入党对象的严格考察，使一些投机分子混入党内。1933年10月，张静源在莱阳被混入党内的坏人徐元义杀害，特委与上级的联系中断。是年11月，由刘经三发起，在文登乡师召开胶东7县党组织会议。会
议决定：凡没有成立县委的县要抓紧时间成立县委；派刘经三去北平、天津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4年1月，根据刘经三的请求，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常子健(又名常学恭，陕西米脂人)随刘经三到胶东。是年2月，在文登县重建胶东特委，常子健任书记，宋竹亭、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刘松山、邹青言、刘振民为委员，特委隶属北方局领导。胶东特委一面领导各县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一面在昆嵛山组织游击队，开展对敌斗争。
　　 1934年9月23日，胶东特委委员刘经三、张连珠、李厚生在文登崮头集被敌人逮捕，后因刘经三主动掩护，张连珠、李厚生获释。特委书记常子健辞职去青岛，胶东特委遂告解散。
1935年1月，张连珠(文登人，1932年入党)任胶东特委书记，委员有：刘振民、邹青言、曹云章。6月，程伦由上海到文登任特委委员。新的胶东特委成立后，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压迫，组织抗捐抗税斗争，积极进行武装暴动准备工作。
　　1935年11月29日(农历11月4日)，在胶东特委的领导下，爆发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境内最后一次农民武装暴动，亦称“一一·四”暴动。这次暴动，因遭军阀韩复榘的血腥镇压而失败。胶东特委领导张连珠、程伦、曹云章被捕后英勇就义。各级党组织因暴露遭到破坏，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胶东的革命陷于低潮。此时，在胶东特委巡视员张修已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临时县委想方设法寻找党的上级组织。
　　1936年1月，共产党员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太康人，1925年入党)，从上海到文登，与文登临时县委书记张修已接上关系，从事恢复党组织工作。是年4月，在文登县沟于家村成立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青言、李厚生等任委员。1936年8月，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秘密迁到烟台，理琪与中共烟台市委书记吕志恒(又名吕其恩，辽宁长海人，1935年入党)结识，通过吕志恒，胶东临时特委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10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胶东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邹青言、郑耀南、李厚生、刘振民、张修已为委员。12月8日，因叛徒出卖，临时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理琪、邹青言、李厚生被捕。
　　1937年2月，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机关迁到威海卫，吕志恒任书记，柳运光、张修已、李紫辉为委员。1937年四五月间，为了保证临时工委机关的安全，又在威海卫虎山村设立了秘密联络点。胶东临时工委利用威海卫行政公署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的机会，发动青年教师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中小学教师和青年学生当中，发展了一批“民先”队员。同时积极发展胶东各县党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筹集枪支弹药，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
·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
　　1935年1 1月29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荣成、海阳、牟平等县领导和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境内发动的最后一次农民暴动。因发生在农历十一月四日，故俗称“一一·四”暴动。
　　1934年8月15日，团山东省工委依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向胶东特委发出《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指示信》，认为“胶东方面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必须组织农民成立游击队组织，采取积极进攻的政策，坚决粉碎保守或退守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完成建立胶东苏区与粉碎白军第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指示还提出了三项具体要求：(一)特务队改称游击队；(二)在昆嵛山一带创建新苏区，作为游击队的根据地；(三)游击队在解决了几个敌人区公所或地主武装之后，立即召开群众会议，组织群众参加反对地租、捐税和高利贷的斗争。并提出点是夏村。暴动队伍编为两个大队，由曹云章、邹恒禄、张贤和、柳芳斋等同志负责在牟平县拉起一个大队；由程伦等负责在海阳县拉起一个大队。计划在驻夏村的海阳县三区区中队的兵变队伍配合下，合攻夏村，然后东进与东路会合，合攻文登城。得手后整个暴动队伍西上，“三天三夜冲出胶济路，拉到鲁南山区打游击。”
　　这次会议后，参加暴动的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写标语、绣红旗、准备武器弹药等。但由于时间紧迫，特别是派出去购买子弹的人员逾期未归，特委临时决定暴动时间推迟3天，于农历十一月四日举旗暴动。
　　农历十一月三日清晨，东路军第三大队20余人，在大队长于得水、大队副张东等人的带领下，从文登县孔格庄出发，化装分散，疾奔石岛。此时，先期到达石岛联络党组织以备内应的刘振民和石岛电话局局长秦欣然告知，党在石岛的组织已被破坏，敌人戒备森严。三大队决定改变计划，一路行进，智取了人和镇公所，吓跑了鹊岛盐务局和黄山、高村区公所的敌人，收缴了枪支和子弹。到达孔格庄后，未及与一、二大队汇合，就奉张连珠之命去宋村以南的南廒、东圈一带活动。在第三大队向石岛进发的同时，荣成县党组织根据胶东特委的部署，组织暴动农民成立3个中队，准备配合第三大队攻打石岛。但因未能与第三大队接上头，配合攻打石岛的计划落空。
　　十一月四日，武装暴动全面展开。东路一、二大队按原定计划集结于孔格庄。由于攻打石岛的计划失败，总指挥张连珠决定改变计划，以昆嵛山为中心分头活动，打击敌人。一大队从孔格庄出发，直奔郭格庄，活捉了镇长丛连顺。接着又开赴东
地文头村
夼、葛家、南汪疃(现为东汪疃、西汪疃、中汪疃)、泊于、林子西、马格庄等地。队伍所到之处，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和通讯设施，开仓研贫，亘传觉的政策主张，揭露统治阶级的罪 恶。在宿营马格庄时，获悉国民党计划围剿暴动队伍，一大队从队伍中选拔会武术和有作战经验的队员百余人，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活动，准备随时打击敌人。余者分散隐蔽，以保存革命力量。二大队在张连珠、张修已的带领下，由孔格庄出发，北上郝家屯，巧取一家地主的J0余支土猎枪和一支手枪。接着开赴截山，缴获地主豪绅的30多支枪。后又到底湾头村(现为地又头)，4户地主已闻声而逃，起义队伍召开了群众大会，把地 主的粮食、财产分给了群众，张连珠在大会上进行了演说。这时，国民党八十一师和地主反动武装约2000余人包围了底湾头村。张连珠等带领队伍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一大队王亮等听到枪声后，率队自三庄村开往底湾头增援。第三大队在于得水的带领下，也闻讯前来增援，当队伍行至泮格庄一带，同埋伏在这里的国民党文登县保安队及盐警等300余人展开了肉搏战，因敌众我寡，队伍转移到昆嵛山活动。此时在底湾头的暴动队员不过200A，武器低劣，但队员们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一连数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战斗一直进行近3个小时，掩护群众转移后，张连珠命令队伍突围，敌人凭借猛烈的炮火，逐渐压缩包围圈。暴动队伍分成多路，且战且退，向村西北方向转移。暴动总指挥张连珠在掩护队伍突围后，因哮喘病发作，便只身跑到做粉丝的富农郭文礼屋里，扮成做粉人。可郭文礼未给予保护，张连珠被俘就义。至此，东路暴动失败。西路暴动在海阳、牟平两县分别举行。当两支暴动队伍在军平松椒会师时，突然被国民党八十一师包围。暴动队伍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因人数和武器装备同敌人相差悬殊，又缺乏战斗经验，队伍很快被打散。张贤和、柳芳斋等10余人牺牲，程伦、曹云章等被俘就义，西路暴动也遂告失败。
　　“一一·四”暴动虽然失败了，但产生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暴动保留下来的红军胶东游击队，后来成为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天福山起义时的军号、军旗和党旗
·天福山起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险。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通电，主张坚决抗战。不久，日军进犯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发动游击战争和分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要求各地党组织抓住日军入侵，国民党军队溃逃，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机，及时举行抗日武装。
　　为了加强胶东党组织的领导力量，10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林一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胶东，组建抗日武装。林一山回胶东后，东到文登、威海卫、荣成，西去蓬莱、黄县，与党组织联系，进行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此时，国共谈判达成了释放政治犯的协议，被国民党关押在济南监狱的共产党员理琪、宋竹庭、宋澄、邹恒禄等出狱后，亦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12月上旬，理琪从济南回到文登县沟于家村，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
理琪的物品及撰写《致胶东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油印本
任副书记。15日，特委在沟于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理琪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各阶级的动向，决定于12月24日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以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对地处荣成、文登、威海交界处的天福山控制较松。胶东党组织初创时期就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天福山下的沟于家村一度成为胶东特委和文登县委的驻地。这一带村庄在当时被誉为“小苏区”，群众觉悟高，有利于组织抗日武装。为此，胶东特委作出了在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的决定。
　　 12月24日，天还未亮，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胶东特委的领导便登上了天福山，在玉皇庙内，大家凑在煤油灯下，再次周密地研究了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拂晓，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全体成员及文登、荣成、威海卫的抗日志士共80余人相继到达天福山。
　　清晨，庄严的起义仪式开始。理琪宣读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传达了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关于抗日武装
起义的指示，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接着，“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大旗在天福山上高高竖起。
　　 天福山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同时也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当天下午，起义队伍回到沟于家村。12月25日，按照胶东特委的部署，“三军”一大队在大队长于得水、政委宋澄的带领下，从沟于家村出发，西上文登、牟平边界进行武装宣传。主要任务是向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党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文登境内，“三军”一大队每到一村，都写标语、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教育群众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队伍所到之处，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天福山起义，鼓舞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群众和爱国的仁人 志士，也震惊了反动势力，他们害怕共产党和抗日武装的壮大，阴谋扼杀新生的“三军”一大队。
　　12月31日晨，“三军”第一大队西上宣传抗日到达米山乡岭上村，大队长于得水带部分队员去缴地主宫夕文的枪，此时宫夕文不在家，队伍随即解散稍作休息。正当准备召开村民大会之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组织的地方反动武装五六百人的包围。一大队政委宋澄向对方晓以民族大义，高喊：“我们是抗日救国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方却诈称要“三军，，派代表谈判。为团结抗日，避免武装冲突，宋澄挺身而出，只身一人前去谈判。但国民党反动派却背信弃义，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谈判，一面偷袭，宋澄当即被逮捕。一大队战士边还击边撤退，最后撤到岭上村附近的长山上。李毓英命令敌兵用火力封锁山口，并逐渐向长山逼近。敌人兵多武器强，三军战士虽与敌人英勇搏斗，但因寡不敌众，除于得水等部分队员突围脱险外，其余28人遭逮捕。
　　李毓英把宋澄等29人押至文登城后，杀害了参加“一一·四”暴动的红军胶东游击队战士邢京昌、王洪、隋原清3人，余者被投入监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岭上事件”。
　　“岭上事件”发生后，中共胶东特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当时形势，制定对策，一方面千方百计设法营救被捕人员；另一方面继续补充人枪，扩大队伍，同时加紧筹划组织威海起义。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文登召开
　　1998年11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文登召开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创建文明村镇活动经验，研究探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安排部署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刘云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文明办副主任姜异康，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明办副主任刘奇葆，中央文明办专职副主任胡振民，山东省委有关领导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宣传部和文明办的负责人出席会议。
　　会上，时任文登市委书记刘玉党介绍了突出为农民服务这个主题，扎扎实实搞好农村文明建设的6条经验。
　　刘云山对文登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讲话中指出，文登这个典型很好，工作过硬，经验可学。文登有很多经验，最基本的是他们为农民服务、为农民办实事这个主题，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他们紧扣这个主题，抓机关作风转变，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同甘共苦，为农民排忧解难。他们紧扣这个主题，抓农民思想观念转变，引导人们进市场奔小康，尽快富裕起来。他们紧扣这个主题，抓文化事业发展，满足农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他们紧扣这个主题，抓村镇环境建设，让农民活得舒心、活得高兴。他们紧扣这个主题，抓农村社会管理，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文登经验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农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9大新闻单位均派出记者进行了集中深入采访，并予以全方位、滚动式报道。新华社分别以《以民为本，本固帮荣》、《干部尽天职，示范又服务》、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9大新闻单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在文登召开
位均派出记者进行了集中深入采访，并予以全方位、滚动式报道。新华社分别以《以民为本，本固邦荣》、《干部尽天职，示范又服务》、《顺应农民万事兴》为题，向全国连发三篇通稿，被全国400多家报刊采用。《人民日报》在头版头题分别以《为民办实事群众唱主角》、《续写文明新篇章》为题，连续两期对文登进行了深度报道，并配发了《学文登、创文明》的社论。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以《山东文登精神文明建设见闻》为题，播出了三集系列报道，并在《焦点访谈》节目中以《文登文明，造福百姓》为题，全面深入地报道了文登经验的精髓。
　　文登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慕名而来参观取经的团队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会后不到一个月，各地来文登考察学习的团组达100多个，共2500多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