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登学人
文登学人 龙乡故事
 
· 明朝工部尚书丛兰
  明朝景泰年间,在文登县城东关,住着一户丛姓人家,主人叫丛实荣,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实荣有个儿子叫丛春,非常孝顺,心肠也好。家中挂着一幅被烟薰黑了的对联:“积善之家有余庆,资富能训以永年”。也不知是那辈子留下的,反正成了此家做人处世的传家宝。
  实荣老了,害热病,那年冬很暖和,实荣热燥,想吃冰清凉解热。丛春到离家二里多远的塔儿沟,取来刚结冻的薄冰给老人吃。白天取多了就溶化了,晚上要吃就晚上去取。那年年头不好闹饥荒,夜间有盗也有狼,他一点也不怕,一心想着父亲的病。三九天,实荣忽想起年轻时峰山顶上的雪最凉、最好吃,丛春就黑灯瞎火的爬到峰山顶去抓了几掰雪,急行回家给老人吃。有一天,风雪暴地,天黑了,不知那里的人,喝得酩酊大醉,躺在雪地里,快要冻死了,可谁也不敢招惹是非,怕死了人受连累。丛春上前看人还有气,就背着回了家,细心调理,把那人救活了。他的孝道和品德,远乡近邻都知道。连玉皇大帝也知道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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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积德之家,就派了文曲星下凡,到他家投生。
  丛春的家在文登县城东关北头,皆称为“关北头”,是一个老实巴巴的庄稼人,家里生活并不富余,农闲时做豆腐卖,辛劳一年,却也温饱有余。明景泰丙子年,文曲星奉玉皇大帝之旨意转世,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降生在这个善良勤俭的农民家中。孩子降生,异香满室,丛春得子非常欢喜,起名叫丛兰。第二天雨还没有停,傍晌(中午),丛春拿着宝剑出来,准备按老风俗挂在门上,表示生子吉庆,将来可以挂帅或封相,宝剑又驱灾辟邪,以示祥瑞。他刚出门,见过道两边站立着两个身着官服的人,在过道中避雨,两官人将佩剑已挂在门中央的门鼻子上。丛春抬头一看门上已挂着宝剑,就不再挂了,转身要回内庭。两个官人一见丛春拿着宝剑出来,心中就明白了七八,一个说:“这户人家一定是生了孩子,这不是要挂剑么?”那个说:“要真是生了孩子我们两个六、七品的朝廷命官不就成了他的把门护卫了吗。”原来这两个官人一个是文登营的守备,一个是文登县知县,有事路过在此避雨。如是便喊回了丛春问道:“请问老丈,家中可有喜事么?”丛春忙恭手答道:“实不相瞒,家里生了个小男孩儿,刚才准备向门上挂剑,见二位官人的剑已挂上了,所以就不用挂了。”文登知县说:“老人家,你的福份不小呀,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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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将来定有造化,我们是否可以看看令郎?”丛春忙道:“两位老爷,如不嫌弃的话,就请进屋看看无妨。”於是将两个引进了屋里,进内室抱出了孩子,两人一看孩子,眉清目秀,面相不凡,便连声称赞道:“这孩子将来最小也能当个九品官。”丛春的妻子刘氏在内室听到了两个官人的话,忙接着说:“不用九品官,就是一品俺也不嫌乎。”两个官人听了,又好笑又吃惊,心想丛春的内人以为品越多官就越大了,她那知一品是最大的官。惊的是她“一品也不嫌乎”。这和我们护门、挂剑这么巧合“这孩子一定不凡。”结果没出所料,丛兰最后确实成为官阶一品的朝廷命官。
  丛兰在明弘治三年考中了进士。做了好多年的官,领过兵,也打过仗,为皇帝出了很多力,立过汗马功劳。皇帝很器重他。丛兰为官耿直忠正,对贪官污吏奏章弹劾。如侍郎林凰、太常卿崔志端、都督佥事吴安等,都因丛兰的弹劾,一个个的倒了台。对忠臣志士爱护有加,如中官何文鼎,因直言获罪,丛兰不顾个人安危“合台谏救“,因此触怒了皇上而下狱,其志不挫。丛兰不依附权势,忤逆刘瑾,被排挤调至边疆延绥抗敌。他看到了边疆的敝病又奏本上“十事疏”,因此更触怒了刘瑾,幸而刘瑾事败被诛,丛兰因祸得福,由通政史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丛兰多次立功建勋,受皇封,在他老家文登城,立了好多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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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兰像
丛兰为官既为皇帝效力,出谋划策,又为天下百姓着想。他写了三百八十多道本章给皇帝,很多被皇帝采纳了。皇帝觉得丛兰忠诚厚道,文武全才,就派他到南京去辅助王子。不久,有人告发王子要谋反,皇帝下了金牌令,命丛兰押解王子到北京大理寺受审。丛兰接到圣旨,心里犯了嘀咕,他想,王子是尊章守法的人,没有谋反的迹象,显然是有人诬告。到京三堂会审,落实王子没有谋反,必定无罪赦免,如果我按旨把王子捆绑押送京城,将来王子无罪,我必会得罪了王子。如果我不按旨捆绑钦犯王子又有欺君之罪。我这押解的差事太难了。怎么办呢,他想了老半天,才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他将皇帝赐他参朝的象牙笏板,叫王子背手拿着,看上去和绑手一样,既不显眼又不失礼。休息和路宿,把笏板放下,行路再拿上。一路上他对王子倍加关照,招待周全。不几日到了北京一审,王子什么事也没有。王子回到南京后,觉得丛兰真不错,没有把他当罪人,一点也没损伤他的面子,一路上多亏了他的照顾,念其忠诚信义,就请封了丛兰为南京工部尚书,太子少保。几年后,丛兰被准告老还乡。嘉靖癸末年,玉皇大帝要召文曲星回天,丛兰就谢世了,时年六十八岁。皇上赐葬在文登县城北青石岗,坟前神道翁仲、石马、石羊、石虎两边成排,阙柱高大冲天(华表),真是气派宏伟,现在茔墓虽被毁坏,但墓地前边修了一座水库,留下了一泓清水,山谷中留下阵阵清风,在民间留下了诸多有关丛兰感人的故事。
·“一代完人”徐士林
  清雍正乾隆年间,胶东这块土地上走出了一位博学多识、品格高尚、清名远扬的重臣。他就是被乾隆皇帝封为"一代完人、千秋典范"的徐士林。
  徐士林,字式儒,号雨峰,晚号岜山老人。文登爬山后徐家村人(今文登泽头镇徐家村人)。
  乾隆六年(1741年),清王朝的江苏巡抚在回故乡途中病逝,乾隆帝下令将其画像进“贤良祠”,与开国元勋和辅佐重臣同等待遇,这是清朝任巡抚职务之人死后进“贤良祠”的第一人,他就是徐士林。徐士林(1684年-1741年),文登爬山后人,出生农民家庭,“秉性质直”,入私塾后,奋志励学,27岁中举,29岁中进士,曾为皇子皇孙授课,乾隆皇帝也在其学生之中。所以说,乾隆皇帝的满腹经纶其中就有“文登学”的因子。
  徐士林先后任内阁中书、刑部主事、礼部主事、晋员外郎等职。清雍正五年徐士林出任江南安庆知府,10年后转任江苏按察使,乾隆元年任河南布政使,乾隆五年升任江苏巡抚。徐士林生性廉俭,赴江苏按察使任时,仅仆从三人和一担行李。吴地风俗奢侈,游惰者多,徐士林“坐卧处布衾木榻”,曾在“沧浪亭”设五簋粗米饭宴请乡绅,从此,五簋脱粟称“徐公宴”,传遍江南,“节俭之风始行”。
   徐士林精于断案,史称“治狱如神”。在30多年宦海生涯中,亲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为官清廉,堪为师表。徐士林每定一案,必先摘大略牌示,然后才发文册,使官吏不能从中作奸。他常选典型案件,让僚属试判,以“试其才”。他再三告诫:执法过于严苛了,易激化矛盾;轻了,则助长坏人坏事。他认为,法律如同医书《本草纲目》一样,种种案件千头万绪,像病人经络虚实一样复杂,同样照《本草纲目》行医,不善于用药的会治死人;同样照法律办事,执法不当也会有严重后果。
   徐士林立身端方,敢于直言。乾隆四年进京述职时,皇帝召见,问他:“你看按何标准选用人才?”徐士林答道:“善于反映情况、献纳建议的人,虽然聪敏,不一定是人才;掩盖是非真相的人,好像清白高洁,实为蛀虫。”江
徐士林为为乾隆帝授课图
苏乃富庶之地,而徐士林又深受皇恩,按惯例进见皇帝应进献重礼,但他却只献《二典三谟要义》一卷,借古典给皇帝提出安邦治国策略。为此,乾隆皇帝朱批:“语不云乎?赠人以物不如赠人以言也。”徐士林曾有一诗最能表达他的“真热血”:“乾坤岂是无情物?民社还依至性人。不有一腔真热血,庙堂未许说经纶。但使无颜皆可富,若非有骨岂能贫!双睛不染金银气,才是英雄一辈人。”
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江”舰上召见林一山
·“长江王”林一山
  林一山(1911年6月~2007年12月30日),男,1911年6月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1931年在济南上中学期间,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1935年9月进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师大地下党中心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参与 “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时任北平学生大军训地下党总支书记的林一山同志,受山东省委指派,于同年9月前往胶东组织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历任胶东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特委书记和胶东区游击司令员。1942年,面对日寇的铁壁合围,他按照八路军总部和山东军区的命令,积极组织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敌人围剿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图谋。解放战争时期,林一山同志先后任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辽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辽宁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1949年从事水利工作,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后在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下,负责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设计,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建制)。出任过水利部副部长、顾问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上世纪七十年代 与长江委的同志在葛洲坝勘察 右一为林一山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作出了“以流域为单位,组织流域性水利机构”的决议。1950年,时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秘书长的林一山奉命组建长江水利委员会,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的长江水利工程总局。凭着一股钻劲儿,林一山硬是在迷蒙的长江水利问题治理和工程建设上趟开一条道路,成为一代水利泰斗。
   1953年2月,林一山接到中共中央中南局通知,要随毛泽东主席外出并汇报工作。19日,林一山备齐资料,随着毛主席踏上了海军“长江”舰,开始了三天三夜的难忘航程。
   在“长江”号军舰上,毛主席向林一山了解长江洪水的成因,问及长江流域气象特点、暴雨区如何分布。林一山打开随身带的长江流域图,一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第二天,毛主席把话题转入了长江流域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个更大的题目上,林一山把已经做好的关于长江平原防洪工程的规划向主席作了汇报。当汇报到治理长江的第三阶段修建山谷水库时,林一山展开草图说,我们计划兴建一系列梯级水库来拦蓄洪水,从根本上解除洪水的威胁,同时开发水电、改善航道、发展灌溉,最大限度地进行综合利用。
  在与林一山的交流过程中,毛主席为他对长江的了如指掌所惊叹,称他为“长江王”,这个称号也自此流传开来。在“长江”舰上,毛主席还第一次对林一山提出了南水北调和兴建三峡大坝的宏伟构想,并通过一系列指示,从
战略高度指出了长江建设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个重大课题,使林一山豁然开朗。从此,长江流域的规划工作便紧紧围绕着这两个中心开展起来。
   从1953年到1958年,在5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曾6次召见林一山。1956年在武昌接见武汉地区党政领导人,毛主席曾风趣地向林一山打招呼:“哦,你这个‘长江王’!”并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来给你当助手,帮你修建三峡大坝?”
·天福山起义走出的将军张玉华
天福山起义走出的将军张玉华
  张玉华,山东省文登县(现山东省文登市),1916年出生。县立第1小学毕业后,16岁考入荣成师范,毕业后教小学4年。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玉华是天福山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天福山起义部队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叁军第一大队时,张玉华是一中队指导员。袭击牟平县城后,第一大队在雷神庙被日军包围,张玉华在战斗中受伤,仍然背着身负重伤的胶东党组织负责人理琪突出包围。
  1938年6月,张玉华任第一大队政委,8月任61团1营政委。11月任5支队63团政委 。1939年部队精简整编,任15团1营教导员。1940年率部参加孙祖战斗,在战斗中负伤。张玉华战斗一贯积极靠前,军政双能。他在13团3营任教导员时,指挥该营扼守九子峰,对取得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徐向前表扬说:这个13团,好样的!1940年9月,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委。1941年任1旅3团政委。1942年任鲁中军区后勤部政委。解放战争到东北,任3纵8旅3团政委,参加辽河、保卫本溪、四平战斗。1946年7月任8师政治部副主任,1947年6月任师政治部主任。参加攻打义县、锦州战斗和辽西会战。平津战役时,任40军119师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升任118师政委,参加海南岛战役,所在师创造了第一个先锋营和第一个加强团登岛,用木船打敌军舰的战绩。
   1950年入朝作战,118师在两水洞打了志愿军出国第一仗。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118师师长邓岳决心用一个团当预备队,拿一个团采取尖刀战术,穿插25公里,断敌后路。张玉华听了邓岳的决心后认为这
是一招高棋,也是一招险棋,主要是穿插的纵深远,地形与敌情均不熟悉。邓岳信心十足:尖刀团勇猛穿插,敌人一个师也莫奈我何!张玉华对尖刀团团长说要提倡勇猛穿插的战斗作风,过去讲叁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现在要加上猛插,有空就钻,空小就挤,把叁猛变成四猛。担任尖刀团的352团在穿插的路上经常遇到散乱的敌军,不予理睬,6个小时穿插前进了25公里,到达指定位置后,回过头来与353、354团南北夹击敌军,获大胜。张玉华在朝鲜升任40军政治部副主任,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张玉华40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40军副军长。1960年任沈阳军区炮兵副司令员,1963年任沈阳军区炮兵政委。1967年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后担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张玉华是中共11届中央委员。文革期间,1970年到1976年、1982年到1983年兼任湖北省委书记。
  1964年晋升少将,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传奇英雄于得水
  于得水这个名字,在胶东大地上家喻户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先后七次身负重伤,为建立和发展胶东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小说《苦菜花》中团长于得海的原型就是于得水。他那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还在胶东大地上广为传颂。
  于得水原名于作海。1906年5月22日,出生在文登县铺集镇洛格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祖父于老三是挑脚小贩,活活饿死在烟台。父亲于连登是泥瓦匠,二叔种地,三叔是苫匠,全家13口人,生活艰难。于得水从小就跟随父兄种地、学瓦工、学编筐、编席。18岁时开始拜师学武,19岁加入了武术会,早起晚睡练功,学成一身好武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1931年5月,于得水参加了农民协会。1933年春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2月12日晚,邹恒禄、于绍先、吕以明等人,在于得水家开党员会议。不料,被本村坏人侦知密报。葛家联庄会会长丛镜月带领百余人包围了于家的茅屋。幸好,这天于得水的妻子起得早,忽听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急忙将熟睡的于得水推醒。这时,几个敌人已端枪冲进了院子,用力踢门叫骂。妻子急中生智,故意慢条斯理地和敌人拖延时间:"老总,等等让俺穿上衣服。"于得水一个急翻身,顺手摸起挂在墙壁灯窝里的一把菜刀,猛地向炕上一拍,大吼一声:"哪个想死就过来!"并大声吆喊妻子:"快拿枪来!"敌人早就闻知于得水武艺高强,又听说有枪,更加害怕,已经冲进屋里的敌兵急忙退回到院子里。于得水乘机一个箭步从炕上跳到桌上,再跃到箱橱上,用肩膀将屋笆一扛,房子被顶破一个大窟窿,飞身蹿上屋顶,躲进了邻居孙树棠家的炕洞里。敌人没有抓到于得水怎肯罢休,便翻箱倒柜,把值钱的东西抢个一干二净,并将于家人全部赶到院子挨个盘问,一无所获的敌人把于得水年仅5岁的儿子打得鼻口窜血,然后扬长而去。这时,孙树堂家人跑过来告诉,于得水正藏在他家的炕洞里。于得水的妻子急忙找出于得水的衣服,又找出了粪篓子、蓑衣和草帽,让人送给了于得水。等到中午敌人都撤走了,于得水钻出炕洞,装扮成拾粪的,混杂在上山干活的人群中出了村。这次于得水虽幸免于难,可是,他的家门被封,全家人被押到县衙。父亲受酷刑,母亲被打致死,孩子吓死一个,另一个送到牟平一个同志家里寄养。从此,于得水离开了家,改名林得胜,隐蔽在昆嵛山区进行武装游击活动。他先后几次孤身御敌,凭着过人的胆略和高超的武艺,以少胜多,化险为夷。1934年11月,党组织决定让于得水暂离胶东,到大连躲避追捕。他先在大连码头做装卸工人。由于码头人杂,易于暴露,他又到高阁花园做工,不料被日本翻译--同村人宋文峰认出,幸亏及时转到宫本木厂做杂工,才免遭毒手。后又到偏僻的锦州小孤山教武术。1935年6月,于得水接到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立即返回胶东。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震惊胶东的农民武装暴动。于得水参加了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被任命为东路一大队(特务大队)大队长。11月28日晚,他和政委刘振民带领特务大队奔袭石岛。不料,敌人有所觉察,警戒很严。于得水随机应变,分兵两路,连夜西上,两天一夜未休息,奇袭人和集、鹊岛、黄山、宋村等镇公所、盐务局,打了几个漂亮仗,缴获一批武器弹药。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十日),张连珠等率领的一、三大队被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包围在底湾头村。于得水闻讯,立即率队增援。队伍到达郭格庄一带,与敌人遭遇,经激烈战斗,互有伤亡,被迫撤出战斗,跨过母猪河,进入昆嵛山。"一一四"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人张连珠、程伦、曹云章被捕牺牲。面对白色恐怖,于得水毫不畏惧,带领游击队与敌人巧妙周旋,始终坚持战斗在昆嵛山上。他常常乔装打扮,冒着生命危险,慰问烈属,联络同志,营救战友,指挥游击队员在昆嵛山上放火,放"石炮",引诱敌人"剿山",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山头,疲劳和消耗敌军。敌人"剿山",他就率领队伍下平原,进海汊,夜间袭扰敌军;敌人回窜平原,他们又转移上山。遇上小股敌人,就猛冲狠打,搞得敌人惶恐不安。昆嵛山东的界石村,是山前与山后的交通要地,这里驻守着文登县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武装"联庄会"的50多个匪丁。平日他们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残杀革命同志,是昆嵛山区中共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一大障碍。经请示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同意,1936年6月2日夜,于得水率领部分游击队员,用计引出门岗哨兵,冲进大门。此时,冲在前面的于得水被一颗子弹击中腹部,会些武功的敌小队长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于得水大吼一声:"谁动,老子就砸死谁!"扬起拳头朝敌小队长猛砸过去,接着又朝他胯裆猛踹一脚,敌小队长"啊!"地一声,便栽倒在地。不巧,又一颗子弹再次击中了于得水的腹部,他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后继部队赶到把敌人击溃。1936年秋,于得水伤未痊愈,就赶到烟台向特委汇报情况,会见了理琪同志。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得水提出攻打垒子盐务局,得到了理琪等特委领导的赞同。1937年春,于得水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混在买盐的群众当中,趁盐警吃午饭的时机,打倒门岗,冲进屋内,全俘敌人。此次奇袭,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1100多发,现款109元,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7年l2月上旬,理琪在济南获释出狱,受山东省委派遣回胶东再任特委书记。15日,根据山东省委在胶东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的指示,特委研究决定,以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先编成第一大队,由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于得水感慨地说:“今天,我们的旗帜已经公开打起来了,回想苦难的年月,我林得胜如果离开群众,就象鱼离开水一样,连一天也不能活。我要改名叫于得水!”宋澄也风趣地说:“我们就象鱼在水里一样,呼隆起来了!”。1937年12月24日清晨,于得水率领20余名队员,带着30多支长短枪,从昆嵛山区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文、荣、威交界的天福山,参加了威震胶东的天福山起义。
  1938年3月l9日,于得水奉命率队攻打福山县城,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一举成功,原县保安队300余人被改编,成立了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
  刚刚诞生的“三军”,连破牟平、福山二城,敌人惶恐不安。派人侦察后,于得水提出了袭扰驻烟敌军的计划。经上级批准,于得水率领部队,于一个茫茫黑夜,突然攻占了敌西沙旺警察所,并放起了大火。日伪军派出汽车驰援,怎么也没有想到,竟开进了地雷区,被炸得人仰马翻。这一仗搅得敌人丧魂落魄,坚定了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7月中旬,于得水率部和兄弟部队一起攻打蓬莱,粉碎了"三军二路"指挥周拥鹤的叛变阴谋。
  1938年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于得水被任命为63团团长。部队开到黄县、招远边界,主要任务是保护兵工厂和玲珑金矿,保障五支队的军需物资和经费来源。在这期间,国民党山东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蔡晋康,组织顽固派两次向玲珑金矿进攻。于得水率63团迎头痛击,毙伤敌人百余名,俘虏50多名,给敌重创,保卫了玲珑金矿的安全生产。
  1945年8月,于得水被任命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区司令员。为了粉碎美蒋反动派企图在烟台登陆的阴谋,中央军委
于得水
指示胶东部队迅速占领烟台市。于得水与其它军分区领导率部解放了烟台。自9月29日开始,美军第七舰队黄海舰队公然要挟我军撤离烟台,还要强行登陆。为此,10月6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驻华美军总部提出严正抗议。同时,派于谷莺、仲曦东等为代表,与美方巴比中将、赛特尔少将进行谈判,严词拒绝了美方的无理要求。在这剑拨弩张的时刻,于得水常常彻夜不眠,部署部队沿烟、威一线构筑工事,严加防范。最后经过我方的坚决斗争,美军终于放弃登陆的企图。1961年,于得水从部队转业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1967年2月,这位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的英雄,在"文革"当中被迫害致死。1975年2月19日平反。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安徽省为于得水铸起半身铜像,2005年5月22日,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丰碑园举行了揭幕仪式。
· 军旅作家赛时礼
   赛时礼,1919年12月生于文登县高村镇坤龙邢家村。父亲是个穷苦忠厚的庄稼人,除耕种自己的几亩薄地外,还在农闲时做些梳头篦子到四乡去卖,以维持一家人半年野菜半年粮的生活。赛时礼在村里上了四年小学,后因家境贫寒而辍学。
  少年时代的赛时礼喜欢京戏,农闲时在村里的"子弟会"(京戏班子)里学戏。他记性好,学戏快,是戏班子里的多面手,生、旦、净、末、丑都能演,而且不管是什么角色,他总能演得活灵活现。受戏中豪杰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英雄气概的影响,赛时礼也好打抱不平,痛恨那些欺压百姓的官府人。1937年12月,离赛时礼家不远的天福山上,竖起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大旗。受其影响,赛时礼在本村参加了“抗日救国自卫团”,并担任团长。1939年受组织的派遣,化名于林庭打入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做“策反”工作。1940年春,他带回了一个班。
  1940年7月初,赛时礼任东海军分区独立5营1连3排排长,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激战中,他奋不顾身地冲上去夺敌人的重机枪,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胛骨打进去,从后背穿出,炸开了一个血洞。是战友和乡亲们冒死挽救了他的生命,没等伤口完全愈合他又重返战场。这是他第一次负伤。
  1941年1月,赛时礼因作战有功获“昆嵛山战役银质奖章”一枚。当时胶东东海军分区发起昆嵛山反投降战役,打了三天,伪军大部被歼。赛时礼带领全排主攻东华宫之敌(投降派一个连),将敌130余人全部歼灭,缴获步枪70余支。翌日又继续向昆嵛山深处进攻,赛时礼带领全排为先导,在义城北山遇敌,因天拂晓,双方识别不清,当时全排伪装成顽军,一弹未发,将敌20余人全部俘虏,得步枪16支。1941年4月上旬的一次战斗中,赛时礼在房顶上指挥全排向敌人进攻,不幸背部中弹,他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幸好落在了老乡的牲口棚上。这次负伤由于是铅弹头打的,有毒性,他先后动了三次手术伤口才愈合。但直到他晚年,这个伤口还经常复发化脓,疼痛难忍。
  1942年5月,在讨伐胶东投降派赵保原的战役中,已是东海军分区主力部队连长的赛时礼,带领部队攻打一个4层的大碉堡。夜里,他带着突击班,竖起两丈多高的梯子,攻上碉堡第三层,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大腿,摔下来昏死过去。战友们是从死人堆里把他“拣”回来的。这是他第3次身负重伤。这次负伤赛时礼的左腿断了,成了瘸子,被评为一等残废。组织上命令他回家休养,但他按捺不住战斗的激情,再三请求重回部队继续战斗。
  1943年春,他到文登县独立营2连任连长。2连在他的率领下,拔据点、截汽车、打埋伏、闹县城、闯威海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组织战斗80余次。为了克服腿残带来的行动不便,他先是坐着抬筐指挥,后嫌碍事,改骑毛驴。当时在胶东一带,“赛瘸子”、“毛驴连长”成为妇孺皆知的传奇式英雄,日本兵和伪军则是谈“赛瘸子”色变,闻“毛驴连长”而遁。1943年8月,赛时礼第四次负伤。当时他率二连在文(登)威(海)公路上伏击敌人时,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右大腿上,这次负伤没有伤到骨头,他只休养了一个星期就上了战场。
  当年11月,赛时礼率一个班深入敌后,开展敌后小分队活动,歼灭伪军一个小分队。得到东海军分区通令嘉奖,并命名该班为“战斗模范班”。
军旅作家赛时礼
  1944年7月,胶东军区召开首届英模大会。赛时礼因战斗勇敢,指挥灵活,以少胜多,战功卓著,被授予“战斗模范”光荣称号。
  1947年10月,国民党向胶东发动重点进攻,赛时礼时任北海军分区独立2团代理团长。在一次战斗中部队伤亡十分惨重,他沉着应对,果断地带领直属队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头部负伤昏迷过去,苏醒后他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
  当年11月11日的海阳战役中,头部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赛时礼,又到第一线指挥战斗,不幸被两颗重机枪子弹击中。一颗子弹从左腮打进去,从下颌穿出来,舌头被打断,牙齿全被打掉;另一颗子弹从左肩胛打进去,从脖子右边的动脉旁穿出来,伤及胸椎。经过七昼夜的抢救,他终于大难不死。第六次负伤使他半身瘫痪,成了特等残废。即使这样,后来他还让战士抬着指挥了青岛崂山的剿匪战争。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战争结束,赛时礼参加大小战斗200余次,先后6次负伤,真正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先后被授予“战斗模范”、“爱兵模范”、“模范指挥员”、“模范工作干部”、“学习模范”等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赛时礼先后担任南海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处长、胶东军区司令部训练科长、昌潍军分区副参谋长、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处长、济南军区司令部管理局副局长。1951年8月,因工作出色,荣立三等功。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同时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到了上世纪60年代,赛时礼的伤口经常复发,多次摔倒、昏厥,无法坚持正常工作,1962年从师职干部的工作岗位退了下来。
  赛时礼是个不愿安生的人,离休后的“清福”他实在享受不了。在那些日子里,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那战火中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懊丧,脱险的庆幸,失去战友的悲痛,像洪水般冲击着他的心,产生了要把这一切通过文学手段表现出来的强烈冲动,决心拿起笔来,投入新的战斗!
  文学创作,对于赛时礼这样一个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的特等残废来说,其困难程度绝不亚于在战场上拼杀,写作是在炼狱般的煎熬中进行的。他的头、颈、肩、背、手、臂、腰、腿都布满了伤痕,多处神经受伤,身体右侧半身不遂。左腿短二寸,右腿僵直,坐站都极为困难,写作时两腿肿胀麻木。右眼失明,左眼的视力仅有0.2,写东西时间稍长就模糊一片。右手蜷曲,左臂抬不起来,写字时只能用左手去“捅”,写作速度很慢。腰椎移位,坐久了疼痛难忍,必须由别人“搬”才能站起来,写作中曾多次摔倒,造成新的骨折。加上文化程度低,没有写作经验,空有一肚子素材却无从下手,急得他寝食难安。面对重重困难,赛时礼没有退缩,他以一个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以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同伤病抗争,与厄运搏斗,终于闯进了文学艺术殿堂。1964年赛时礼的第一部小说《三进山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他又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作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影片,当年由长影搬上了银幕。这部电影共发行了280多个拷贝,曾一度风靡海内外,在亚洲、欧洲、非洲一些国家和香港地区放映,受到了广泛好评。随后,赛时礼又根据自己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相继创作了小说《陆军海战队》、《智闯威海卫》、《追踪》、《黄金计》、《宁海沉浮》(与他人合作);完成了电视剧本《智闯威海卫》、《激战前夜》、《沉日》、《血醒》、《敌腹掏心》等,并先后拍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地方电视台播出。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被诸多报纸刊物发表。从1963年创作第一篇小说《三进山城》开始,赛时礼一直笔耕不辍,创作出版了200余万字的作品,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1年当选为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他被济南军区评为“模范离休干部”,1989年被授予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奖章。他的感人事迹,曾在军内外广为流传,被誉为“中国的保尔”。原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为《赛时礼作品选》写的序言中说:“赛时礼是一位多产的军队作家。和一般作家不同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英雄,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赛时礼在战场上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好汉,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英雄好汉,可以说,他本人就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典型艺术形象。”他亲笔为赛时礼题词:“峥嵘岁月汗马功,身残志坚绘新风”,准确地概括了赛时礼的一生。2001年10月30日2时30分,赛时礼病逝于济南军区总医院,享年82岁。
 
作家王润滋
·实力派作家王润滋
  王润滋,1946年生于文登,是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曾任烟台文联主席同时兼任威海文联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卖蟹》、《内当家》先后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
  王润滋初中毕业后考入文登师范,那时的他就非常喜欢文学。他偷偷地阅读课外文学书籍,还节衣缩食与一位同学合订了一本《人民文学》。王润滋毕业后做过小学教师,当过县委报道组报道员。1966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过诗歌、报告文学。197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党小组长》,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发表了中、短篇小说《卖蟹》、《鲁班的子孙》、《内当家》等十几篇,《卖蟹》、《内当家》改编成了电视剧和电影在全国播放。此外还与人合写了十场戏曲《海盗的女儿》,并改编成同名戏剧电影。
  王润滋的小说作品,多是在民族性上开掘,描写具有传统美德的人物形象。改革初期,农民一方面切实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无时不面临着旧的社会习惯和价值观念所造成的阻碍,这种阻碍所带来的心灵冲突也就表现得尤为剧烈。王润滋以作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了这一点,于是就有了他的代表作小说《内当家》。小说写的是“内当家”李秋兰和丈夫锁成正准备在家中打井,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就是在解放前欺压他们的地主--刘金贵。他来的目的是寻访现在由李秋兰居住的自己的故居。这不禁引起了“内当家”对过去生活的痛苦回忆。县里一位官僚作风严重的干部为了争取现在已是华侨的刘金贵的投资,不仅强令李秋兰停止打井,而且还弄虚作假,让李秋兰摆出一副富裕农民的样子。心性刚强的李秋兰不卑不亢,将刚刚打出的第一瓢水端给了刘金贵,从容地化解了各种矛盾。王润滋在谈及创作体会时说,他写“内当家”是为了“写民族之魂”。作者在李秋兰身上灌注了深沉的感情和崇高的理想。李秋兰没有忘记当年刘金贵对自己这个使唤丫头的欺侮,没有忘记他的水烟袋在自己额头上留下的伤疤,但是她又能够深明大义,充分理解
党在新时期的政策,以美好的心灵化解了旧社会的仇隙,以新的眼光对待刘金贵,顾大局,识大体,以应有的方式接待了他,从而超越了昔日阶级观念的藩篱,在乡情这一层面上找到了共识。王润滋在不动声色中为"内当家"的美好心灵唱出了深情赞歌,完美地达到了塑造民族之魂的目的。这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随即轰动了文坛,当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奠定了他在全国文学界的地位。王润滋对传统美德深厚的依恋,来自他对传统美德的主要载体--中国农民深挚热爱的情感。王润滋出身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童年丧父,母亲改嫁,他跟随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去世后,他与奶奶相依为命,母亲又将他和奶奶接到家中与继父一同生活。王润滋在自传中曾经深情地写道:“母亲的恩德,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他还说到,“假如童年少年不是这样度过,我敢断定,自己不会成为作家。是祖母与母亲给予我作家的情感与良知。祖母是一个旧农民的典型,狭隘、落后,性格也古怪。可她有一颗爱我的善良的心。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她拉着我熬过了20多年。临终前半小时,还不肯让我端出她的便盆。我流着不尽的眼泪埋葬了她。我能忘记她的恩德吗?”这是发自王润滋肺腑的声音,他还说:“对于这些人,一个共产党员作家不应该关注他们的命运么?不应该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么?不应该替他们发几句心中的呼声么?即使99%的农民都富了,还有百分之一在受苦,我们的文学也应该关注他们,我的同情永远都在生活底层的受苦人。”王润滋所以那样崇拜、爱戴负载着几千年传统文明的老一代农民,是因为他深深感叹于中国农民“经过几千年的长途跋涉才走到今天”十分不易,他们“那么久远,那么贫穷,那么悲怆,却奇迹般地没有堕落,没有潦倒,没有毁灭,而是迈着沉重不屈的脚步,走过昨天,来到今天,还要赶到明天去”。王润滋由衷地钦佩中国农民的这种坚韧和执着,常常拿自己与他们相比,为自己不如他们而惭愧。在威海王润滋不但在创作上独领风骚,而且在培养作家队伍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王润滋在威海生活时间很长,于是,威海也就当然形成了一个热闹的文学圈子。这个圈子里有大量热爱文学的青年,他与这些青年不仅讨论文学,也讨论人生。威海的几个作者经常在王润滋家相聚,每个人都认真地念着自己的小说,每个人都发表意见,最后由他作总结,称之“文学会诊”。他既是位严格的老师,又是位可爱的老大哥,每次聚会,他都要在家中款待朋友,大家便在如此的氛围里加固着友情。多年之后,威海涌现出几个象样的青年作家,这一切,王润滋功不可没。当青年作家的作品有了名声之后,他又十分慷慨地亲自给报纸刊物上写文章介绍这些作家,给孙鸷翔写了《一个快乐的小伙子》,为王春波写了《好汉王春波》,豢豢之心令人感动。当然,他并非一味放纵青年作家,他教育青年作家要用心写作,用心灵感应社会,鼓励他们大胆创新。王润滋的爱好很广泛,热爱大山,热爱大海,喜欢根雕,也喜欢盆景。他时时进山里刨树根,然后让那些腐朽的的树根焕发出新的生命。在他的屋子里,到处都是散射着生命力的树根和花草,那旺盛的生命之光令人陶醉。他对于文学的追求对于生活的追求是高雅的,他的人品与文品是高尚的。王润滋在自己的小说集的前言里写了一段话:坦率地说,功名、地位、鲜花、赞歌都曾吸引过我,都曾耗损过我的心血,也都曾无愧地得到过。但是忽然有一天我觉得不再需要这些了,应该有比这更宝贵的。这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在哪里?怎么去得到?我却茫然了。王润滋在文学领域里的确功成名就。但是,他也同时开始一种新的反思。尤其在他重病期间,他一直都在思考。他实在是有点累了,他想回到大山中,去安安静静地养好伤口。他还写了一首诗:我本山路草,根自石间生,结得几粒籽,还落此山中。他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了8年,8年来,他的夫人戚芙蓉提前退休,回家照顾他的生活,恩爱之情,成为典范。王润滋56岁时英年早逝,中国文坛损失了一位优秀作家。
 
·华侨巨商毕务国
  1922年2月17日,毕务国生于文登文城镇大架子山村,现居巴西玛瑙斯市。
  毕务国少年时就读于烟台蚕丝专科学校,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遵父命到威海的"仁聚德"从商。1943年,22岁的毕务国便自立门户,组织起"新聚昶"公司,奔波于青岛、上海、香港之间,历尽种种磨难,终于积累起一些财富。1949年,他在上海与翁菊芬女士成婚。1950年,为了追求事业上的更大发展,他携眷迁居香港,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香港这块弹丸之地,当时汇集着世界各地涌来的大小商家,要想求得发展,谈何容易!毕务国凭借多年来在香港结交的关系,与友人合开了一家杂货店。又依仗着精明干练,干上了香港及东南亚各轮船公司代理的差使。此时正值朝鲜战争,船运频繁,做轮船代理所获颇丰。
  1954年,一位友人从南美回到香港,跟毕务国谈话中透露了巴西市场需要中国工艺品的信息。 "而立"之年的毕务国听后激情满怀,他下定决心,困难再大也要前往巴西一试身手!多年在他心灵中培育起的鸿鹄之志,到了展翅高飞的时候了。他与当时的巴西驻港总领事联系,没想到立即得到了批准,并获得永久居留签证。行前,毕务国变卖了家产,离别了香港,飘洋过海来到巴西,定居于圣保罗市。他说“这是自己人生的第二次投胎”。
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王兆国看望巴西老华侨毕务国先生。

  那时,去巴西的入境手续容易办理。先是离开大陆的资本家和原国民党部分党政官员携带家眷入境,继而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涌来大批华人。华人初来时大多身无分文,为了求生存,什么活儿都干,最容易赚钱的是拿些中国抽纱和工艺品到巴西大户人家按门铃兜售,高潮时竟有千人以此为生。但是,货源短缺,使部分人生意难以为继。独具慧眼的毕务国看准了这个机遇,成立了贸易公司,从香港大批购进中国工艺品和抽纱、台布等,还派人从日本成批购进电子工业产品。他进口的中国货和日本货,在巴西市场及整个拉丁美洲市场上,覆盖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华人依靠经销毕务国批发的货物而生存。没有多长时间,毕务国便成了拉丁美洲最大的中国货批发商。这根来自东方的柳枝,在西半球的异国他乡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除购置不动产外,还以出人意外的速度,在圣保罗市成立了9家合资公司和3家独资企业。由于毕务国善于审时度势,巧手经营,他开办的各公司、商号、饭店都生意兴隆。与此同时,他大力推动侨界公益事业,主持筹建了圣保罗中文学校,并出任该校董事长。毕务国在社会上的声名,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就交相辉映,使他逐步成为巴西华人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1961年3月15日,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盛大就职典礼,各方政要、显贵、各国贵宾应邀出席。典礼的气氛显得格外庄严而热烈。在显贵的行列中,有一位仪态端庄、深沉如水的男子,那不时微笑的面庞,更显出他的中庸、谦和与博大胸怀。他就是巴西华侨领袖--毕务国。被邀参加如此盛大的庆典,毕务国是第一个中国人。1966年9月1日,巴西正式通过亚马逊开发计划。1967年2月28日,为配合亚马逊开发,建设一个政策宽松的窗口,巴西国会又通过了开设玛瑙斯市自由港计划。当时正值壮年的毕务国喜出望外,他一方面在《巴西华侨日报》《工商论坛》等报刊上撰文,称赞巴西政府的英明举措,一方面整备行装,亲往亚马逊地区考察。考察期间,他会晤当地政要,探讨了解政府的有关奖励政策。因为在巴西,进口外国商品关税奇高,奢侈品类的关税甚至高达250%。而自由港玛瑙斯市就全然不一样,进口外国货,关税豁免,免税期限30年。
   考察完后,他认为事不宜迟,于是举家迁居玛瑙斯市,并在此成立东方企业集团,在工业、农业、商业、不动产及进口业务等方面全面投入。毕氏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了寻求新的货源,毕务国又出惊人之招:作环球商业旅行。他前后进出美国20余次,去日本十余次,数次前往英、德、意、瑞士、奥地利等国,多次到东南亚,港、澳、台和中南美洲,更是他常来之地。多次的环球旅行,结识了大批贸易伙伴。
   这个精明的山东汉子的生意真正通四海、达三江了。有了大批进口货物,他既搞批发,也搞零售,一时间,他的公司成为玛瑙斯市地区最大的进口公司。
   在作环球旅行的过程中,毕务国看到,海外华人致富的捷径,获益最快最丰厚的要数不动产投资。于是回到圣保罗市,他把企业商号全部停办,用这笔资金在玛瑙斯市成立东方建筑置业公司,购进市区建筑用地400余万平方米。在东方企业集团的旗帜下,拥有了东方进出口公司、东方建筑置业公司、东方农业开发公司、东方百货公司、东方西药批发公司、东方制冷器材公司。还增设了专营中国产品的“中国丝绸商店”,专营日用食品的“四海食品进出口公司”,专为机场旅客服务的“飞机场打包公司”,山东威海市东方公司办事处等。毕务国的总体方针是,经营不走单行道,只要社会需要,自己也有可能,就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它、做好它。毕务国还积极响应巴西政府开发亚马逊地区的号召,开发建设了东方农场。这个农场第一期工程就投资了1600多万美金。农场内种植的橡胶、可可、瓜拉纳3种热带木本植物,可出口赚取大量外汇。因为有巴西工人的吃苦耐劳,有巴西政府的鼎力支持,更有毕务国的精心运筹,东方农场成为巴西农业的一颗璀璨明珠。巴西政府从中央到地方,被毕务国笃实品格和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到1978年,已连续3次授予毕务国荣誉十字勋章,同时,经亚马逊州政府提名,毕务国被列入巴西名人录。
   务国先生虽然身居海外多年,建树非凡,但他对祖国依然一往情深。他不仅是巴西商业巨子,而且早已成为中巴之间的友好使者。
   1974年8月15日,中国与巴西正式建交。一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毕务国,积极协助中国大使馆推动外交活动。中国驻巴西首任大使张德群、二任大使徐中夫、三任大使陶大钊和现任大使沈元熬等,都与毕务国先生交往甚密。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江泽民、李鹏、胡锦涛等先后访问巴西,毕务国先生及其家人皆出面接待,极尽地主之谊。特别是最近几年,每年都有许多中国各方面的代表到亚马逊参观,毕务国先生都尽力出面接待并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联系。故乡月明,乡情殷殷。毕务国每次来中国考察,都要回山东文登老家探访。1998年7月16日,毕务国回乡参加其为家乡捐赠的一所希望小学奠基仪式。他说:“我一生未能受过太正规的教育,所以我要让家乡的孩子受到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他对仍在胶东农村老家的兄弟说:“我们都老了,希望下一代能够保持亲密的关系。”